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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赤子的艰险归国路

2019-11-04 07:36:32 访问:727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维护大会。离开前,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邀请他尽快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回归祖国,李四光选择了一条“曲线回归”路线——他独自从英国前往法国,然后前往瑞士北部的边境城市巴塞尔。直到那时,他才通知妻子和女儿从英国剑桥来到瑞士见面。最后,在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他乘客轮到意大利热那亚,并于1950年5月返回祖国。离开英国之前,李四光写了一封信,以开放和意气风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会议是我全心全意支持的政府...我已经出发回家了。”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不顾百忙之中,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温韬写了特别信,指示他们,“李四光先生已经秘密离开英国前往东欧,准备回国。请试着联系他。并首先与捷克当局进行谈判,以方便李的入境并保护他。”

李四光来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到他的住处看望了他。由于李四光回国,新中国地质事业开始全面发展。

周恩来和李四光(左)友好交谈

“祖国需要你。”

新中国成立初期,振兴经济非常需要技术人才。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的号召,表达他对海外人才的渴望和尊重,并代表新中国政府邀请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与建设。

据统计,大约有7000名中国留学生和教授学者。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切实争取海外留学生的回归,1949年12月6日,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处理海外知识分子回归的文教委员会——“海外留学生回归委员会”,并成立了调查小组、接待小组、工作分配小组等职能部门,作为海外留学生回归的领导机构,领导海外留学生的回归。其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仍在国外的外国学生,并动员他们尽快回国;二是回国前后对留学生进行宣传、了解和教育。三是负责留学生回国后的接待工作。第四是协调留学生的工作。1950年,“办公室委员会”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为归国留学生设立招待所,招待归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它还与教育部合作,向海外学生发送《中国人民》等书籍,让他们了解新中国。

1950年7月19日,归国留学生委员会向美国寄了一封航空信。

为了补贴归侨学生的费用,1950年10月,“办公处”制定了《归侨学生住院办法》和《归侨学生费用资助暂行办法》两项规定,并提出了“差旅费资助七项原则”。针对留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留学生被切断国内收入来源,回国后可以设法偿还,并借给他们回国所需的差旅费;如果国际学生因经济困难无法筹集和借用差旅费,回国后也无法偿还,他们可以申请补贴。与海外学生一起出国的家庭成员如果真的需要也可以给予帮助。

许多海外归国人员回国时没有入境许可。“办公室委员会”立即用中文和英文给这些海外人员写了一封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们和所有中国学生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没有入境许可,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入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携带任何足以证明你作为外国学生身份的文件,你将能够享受更多的便利。”

广州是海外学生返回中国的第一站。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1951年11月9日,中央教育部和广东省文化教育厅就留学生的回国和入境问题规定,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文件证明其留学生身份,就可以入境。那些没有证书的外国学生,要清楚地询问原因,并酌情处理。关于通过广州的留学生的膳食问题,规定了火车待遇、住房分配原则和食品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做了较为详细的安排。回国后,留学生不仅可以获得食物、衣服、住房和交通,还可以在接待期间组织参观、观光、晚会等活动。考虑到这些返回者迫切需要参加工作,他们需要被"尽快"分配,并简化分配程序,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开始工作。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解决与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孩子上学、回国后定居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等问题。

1956年9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回国,周恩来提议成立“留学美国学生家庭联谊会”,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一年后,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海外学生家庭聚会。在会上,他诚恳地说,留学生回国后学到的东西不是全部都可以用,也不是所有的设备都齐全,也没有足够的帮手...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处境,我们不应该增加他们的困难。最后,周恩来宣布,政府将毫无歧视地欢迎海外学生回到中国,无论其顺序如何,并允许他们自由来去。现在外国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没关系,那些已经回家的人都愿意出去,没关系。

这一系列政策,就像一种保证,缓解了海外学生的疑虑。周恩来总理真诚的话语温暖了海外学生及其家人的心。

梁远虽然不错,但还是回来了!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在美国学习的中共党员徐明回国。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热潮不断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德国是敌对国家,因为欧洲被战争严重破坏。大多数学生和学者选择在美国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讲学、视察、访问”等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也日益增多。这些人在美国的总人数超过5000人,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学。1948年底,国家政府停止向海外学生提供“官方外汇”,这剥夺了公立学校学生的财政资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根据移民法向许多外国学生发出驱逐令。此后,为了国家战略利益,美国司法部下令所有移民局禁止所有接受过“科学培训”的中国学生出国,并明确警告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中国学生“不要离开或试图离开美国”,否则“违反法律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5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兼施”。直到1955年,美国和中国在大使一级就遣返外籍人士达成协议,美国才解除禁令。

有一段时间,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处于尴尬状态,找工作非常困难,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和监控。在异国他乡,留学生深受“外国人”的困扰,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钱学森博士生、赴美留学学者郑敏哲曾说:“当时,外国学生没有听到这个坏消息。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中国人就必须和他相匹配。这种感觉是原始文化培养出来的,不可回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令海外学者兴奋不已,海外学生回国和与家人团聚已成为海外学生回国的内在动力。

早在1945年,周恩来就建议在重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作为一个进步的科学家团体。后来,“美国科学技术协会”、“英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法国科学技术协会”相继成立。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海外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向海外分支机构发出呼吁:“所有学生都有专业知识和进步思想。政府渴望回家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在此向您伸出热情的手,欢迎您尽快回来,共同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生产和文化建设而努力。”

1949年6月底,从东部的纽约到西部的西雅图,美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13个区议会和10个学术团体,成员超过340人。“美国科学技术协会”由徐明和薛宝鼎组织和管理。它的主要工作不仅是向想回家的成员提供服务,而且还动员非成员回家。“美国科学技术协会”通过举办研讨会、座谈会、学术报告和出版“美国科学技术协会通讯”,宣传新中国的政策。1950年暑假,东西部暑期会议以“建设新中国”为主题。当时,《华侨日报》的负责人唐明照向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介绍了新中国的政策,回答了他们的疑虑,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回国的决心。根据美国科学技术协会杂志1950年第6期发表的旧金山湾区成员关于回国的讨论记录,大多数在美国学习的学生在“祖国建设需要我”的口号下表达了回国的意愿。关键问题是何时回国,以及如何将他们所学与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相结合。

在芝加哥举行的1950年“美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上拍摄的集体照片

1950年3月18日,美国学生通讯第3卷第8期

“这次我完全凭良心回到中国。新中国属于我们所有人。建设一个新中国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所以我决定尽快回去,尽全力为建设中国而努力。”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科学技术协会为他举行的告别会上说了他衷心的话。华·罗庚当时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1950年初,他以在英国讲课的名义,放弃了自己的房子、汽车和半年的工资,为家人买票。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登上旧金山的一艘邮船,开始了回家的旅程。二月,华罗庚一家来到香港。他给在香港留学的美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真诚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

朋友:

没有一个一个说再见,我先回到你身边。有成千上万个单词,但是没有笔来一一表达。但是我敢说,这封信充满了真诚的感情,每一个字都是真诚地吐出来的。

坦率地说,信中所说的是我过去一年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朋友们,如果你有同样的痛苦,这封信可以作为你决策的参考。

中国正在取得快速进步。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预期的要大得多,速度也快得多。1950年,我们的条件比1949年好得多。因此,我们将取得比现在预期的更多更快的结果。

在信的结尾,华罗庚真诚地叫道:

梁园虽然不错,但它不是一个久居的故乡,它会回到你身边的!

3月11日,新华社播出了这封信,在海外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时,回中国的留学生人数翻了一番。

带回先进的设备和知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只有40多个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技成果很少。新学科几乎是空白的。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带回必要的科研设备。

1950年8月底,来自赵忠尧、邓稼先、屠光池、庄凤干、鲍文奎等国家的近100名留学生踏上了归乡之旅。离开之前,他和鲍恩·奎同意冒险把经典加速器的图纸和真空管的零件放进鲍恩·奎的手提箱里。由于鲍康如没有学过原子弹,当他们登上“威尔逊总统”号游轮时,鲍康如文魁相对安全,他的行李也没有受到严格检查,从而将科研设备顺利带回祖国。游轮抵达横滨时,赵忠尧、罗石军和沈善炯(罗是生物化学博士,沈是航空工程博士,钱学森的弟子)被要求将行李从三等舱搬到一等舱检查。之后,三名男子被护送下船,在岸上接受询问并被拘留。经过中国政府的谈判,大约两个月后,赵忠尧和其他人得以通过香港返回祖国。

1950年11月,日本人从灾难中获释后,沈善炯、罗石军和赵忠尧(从左到右)合影留念。

邓稼先随赵忠尧回国,后来在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当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时,邓稼先说:“我给我父亲带了一些尼龙袜子,这些袜子是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无法生产的,我还带了一些原子核方面的知识。”

带回一个脑袋的先进设备和知识,这是留学生的纯洁之心!

在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返回欧洲有两种方式:坐火车和坐船。一般来说,从旧金山来的船在到达北京之前要经过檀香山、横滨、马尼拉、香港和天津。此外,他们只能乘坐总统航运公司的船,没有其他航运公司会处理它。此外,他们必须达到规定的人数才能申请香港签证。坐火车,你必须经过欧洲和东欧到达苏联的西伯利亚,然后向南进入中国,最后到达北京。坐火车旅行,需要获得过境签证。到达莫斯科后,必须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换一本新护照。因此,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船,回家都需要大约20到60天。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美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联络人。他通过香港接待并介绍了许多外国科技专家。政治封锁无法阻止海外学生重返祖国的热情,他们一路流离失所,坎坷不平。然而,海外学生对回国感到自豪和兴奋。

1951年,30岁的谢喜德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以去英国结婚为由申请离开美国。在英国剑桥,她和丈夫曹秦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1952年8月底,他们告别剑桥,登上“广州”,离开英国,途经印度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到达深圳。

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远,我听到岸上扬声器传来一个美妙的声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着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繁荣富强。”翻滚的波浪在我心中翻腾。这次从美国到英国的旅行经历了许多波折,耗费了大量精力。回到中国的目的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回首晚年,谢喜德仍然记忆犹新。当这对夫妇从广州换车到上海火车站时,他们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在车站见面。被梦想困扰的上海,扼杀了那些渴望回归的人的心。后来,谢喜德在复旦大学任教,在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7年底,2500多名中国学生和学者陆续回国,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他们在“五年计划”和“两弹一星”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新中国建设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已建成1000多家大中型企业,包括武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初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体系,以及相对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附言

“赶快回来,从头开始...无论我在祖国的哪个角落,我都会珍惜这份卑微的工作,一步一步真诚地去做。即使国内形势更糟,我仍然愿意回来。”

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话表达了海外学生的心声。他们抛弃了欧美国家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当时仍处于经济困难中的祖国同甘共苦。他们不在乎得失,他们珍惜理想。他们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新中国的纪念碑上。

(编者:许云乾。这篇文章的照片是作者提供的。图为1950年9月18日“威尔逊总统”号客轮抵达香港时,邓稼先和其他美国归国人员在甲板上合影。)

总编辑:吴斌文本编辑:许云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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